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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珍档丨重庆丹麦公使馆 一段存疑的历史
09-12 21:17:15 来源:红岩春秋微信公众号

抗战时期,重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、中国战时首都、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,美国、苏联等20多个国家将使领馆迁至重庆或派驻外交代表来渝,并设立办事处。至今,留存的大量驻渝使领馆等外事机构旧址,成为重庆抗战历史的重要见证。其中,关于重庆丹麦公使馆的历史存在与旧址认定存疑问题,值得深入考证。

▲位于鹅岭公园内的丹麦公使馆旧址

来源存疑

当下已被认定的重庆丹麦公使馆旧址,位于渝中区鹅岭正街176号鹅岭公园内。该旧址同园内的飞阁、桐轩石室、苏军烈士墓等一起被称为“鹅岭抗战遗址群”,于2009年被公布为重庆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丹麦公使馆旧址坐东朝西,为砖木结构平房建筑,总长15米,进深9.3米,开三间,建筑面积143.22平方米。小青瓦屋面,人字木屋架,青砖墙柱承重,条石基础。1958年鹅岭公园建成开放后,此处产权收归鹅岭公园管理处。

中国与丹麦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由来已久。1932年,两国正式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。1940年4月德军占领丹麦时,希尔马·科林作为丹麦新任驻华公使被派往重庆,于6月抵达。6月13日,蒋介石会见科林时说:“对于中国处境如此艰难之际,丹麦仍愿意派出公使来华,表示感谢。”6月14日,科林递交国书,正式接替欧斯浩成为丹麦最高驻华使节。

由于科林计划在重庆递交国书后,即经昆明、河内、西贡和香港前往上海,因此,他在重庆逗留的时间极短。结合相关档案和文献推测,科林在渝期间最可能下榻于当时聚集了多国驻渝代表的嘉陵宾馆。

也正是从1940年4月起,重庆当局开始觅址“建造英法荷比波丹各国使馆”,但因建筑经费筹措未果和时局演变等因素未能成事。目前很多档案显示,抗战期间丹麦驻华公使馆并未由沪迁渝,那么,重庆丹麦公使馆旧址如何而来?

按一般惯例推测,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形是,科林在重庆递交国书离渝去沪后,另有代办或其他丹麦外交官留驻重庆负责外交事务,其临时驻地就在复兴关遗爱祠,即如今位于鹅岭公园内的丹麦公使馆旧址。不过,这一点暂时未能从有关档案或文献中得到印证。

1941年8月20日,在德意日三轴心国的压力下,丹麦被迫承认南京汪伪政府,由此与重庆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。这就意味着,倘若科林离渝去沪后有其他丹麦外交代表驻渝,那么,自1941年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与丹麦断交后,丹麦驻渝外交代表必然撤离重庆。

鹅岭丹麦公使馆旧址是否为丹麦驻渝代表1940年6月至1941年8月在重庆的驻地尚存疑问,还有待深入考证。

▲1945年的嘉陵宾馆

恢复外交

在丹麦承认南京汪伪政府的几个月后,重庆国民政府决定以高福曼(与丹麦哥本哈根政府持不同政见的丹麦驻美大使)所代表的“自由丹麦”取代失去的盟友,声称“欢迎高福曼派遣一名代表到重庆”。因此从1942年至1945年夏,重庆国民政府承认“自由丹麦”派出的对华特别代表高福曼。高福曼曾在中国担任外交官,但在抗战时期并未真正到过重庆,直到1946年才到中国访问。

丹麦从德国占领军中获得解放后,于1945年5月17日撤销了对南京汪伪政府的承认,转而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。此时,高福曼照会重庆国民政府,表示丹麦政府希望恢复两国间正式的外交关系。他强调此前断绝外交关系并非丹麦本意,不能反映丹麦人民的真实想法。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吴国桢指出,两国签订了新的双边条约后即可恢复外交关系。

1946年5月20日,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不久,高福曼来华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签署了新的中丹条约。同年10月8日,丹麦新任驻华公使穆克在南京递交了国书。

原标题:重庆丹麦公使馆片段回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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